从2月11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悄然进入白宫、在情报室做了一场"高压推销"开始，到2月26日的最终情报室会议，再到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于截止时间前22分钟下达命令——"'史诗狂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已批准，不得中止，祝好运。"一场美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战争决策，就此落定。
《纽约时报》近期发布重磅深度报道，乔纳森·斯旺（Jonathan Swan）和玛吉·哈伯曼（Maggie Haberman）两位资深记者援引大量来自于知情人士的匿名访谈素材，还原了此次美伊冲突决策过程中鲜为人知的内幕细节。
报道揭示的，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诞生，更是特朗普政府内部的权力结构与决策逻辑：鹰派的国防部长、持保留意见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不断发出警告却最终选择沉默的副总统万斯，以及站在幕后却始终存在的内塔尼亚胡——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这出政治大戏的主角。
一场精心设计的"推销会"一切的开始始于今年2月11日。
当日上午近11点，一辆黑色SUV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悄悄送入白宫。没有媒体，没有仪式，只有一场高度机密的情报室会议等待着他。
白宫情报室极少用于接待外国领导人进行机密简报，这本身就说明了这次会谈的特殊性。聚会被刻意安排得很小，以防泄密。其他高级内阁部长对此毫不知情，副总统也缺席了。
据知情人披露，内塔尼亚胡坐在会议桌一侧，正对着特朗普，背后大屏幕上实时接入的是摩萨德局长巴内亚和以色列军方官员——整个画面的视觉效果，就像一位"战时领袖率团而来"。
内塔尼亚胡随后用了整整一个小时，向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完成了一次高强度的战略"兜售"。
他的核心论点是：此刻正是打击伊朗的最佳窗口——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可以在几周内摧毁；政权被削弱后无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街头抗议将会重燃；甚至连伊朗库尔德武装也可能从伊拉克越境，形成地面第二战场。以色列摩萨德的情报评估结论是：政权更迭，胜算近乎确定。
特朗普的反应，据报道是一句简洁有力的："听起来不错。"这句话，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无异于开战的绿灯信号。
美方情报评估：这是扯淡然而，就在以色列人离开后的第二天，美国自己的情报系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估。2月12日，在只有美国官员参加的闭门会议上，高级情报官员对内塔尼亚胡的四点计划逐条拆解。
结论相当直白：前两个目标——消灭伊朗最高领导层、瓦解其对外投射能力——在美国军事实力的支撑下是可实现的。但后两点，即在伊朗引发民众起义并完成政权更迭，则被评估为"脱离现实"。
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用了一个词来形容："farcical"（荒谬可笑）。国务卿鲁比奥当场接话："换句话说，就是扯淡。"
参联会主席凯恩将军的表态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他告诉总统：
"先生，以我的经验，这是以色列人的标准操作——他们总是过度推销，计划往往并不完善。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我们，所以才这么卖力。"
面对这些质疑，特朗普的回应却出人意料地简洁——他表示，政权更迭是"他们（以色列人或伊朗人）自己的问题"，而他真正关心的，是第一条和第二条能不能做到。
特朗普为何依然选择开战？那么，面对如此明确的负面情报评估，特朗普为何仍然选择推进？
文章给出的答案是多层次的。
首先，特朗普对伊朗的强硬立场并非临时起意，而是贯穿其两届执政的一贯思路。他视伊朗为"独一无二的危险对手"，并且始终对1979年伊朗革命耿耿于怀——那一年，他32岁。
其次，他个人对美国军事能力的信心在第二任期内持续膨胀：今年1月对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突袭行动，更坚定了他"美军无所不能"的判断。
更关键的是，内塔尼亚胡的世界观与特朗普的直觉高度契合。文章指出，"在伊朗问题上，两人的鹰派思维比特朗普团队中许多人意识到的更为接近"。这种高度一致的战略判断，让内塔尼亚胡的"推销"落在了肥沃的土壤上。
鹰派、观望派与最大反对者在这场战争决策中，特朗普内阁成员的立场非常撕裂。
副总统万斯是整个决策过程中最坚定的反战声音。
他明确告诉特朗普，这场战争可能"引发地区混乱、造成难以估量的伤亡"，并可能"撕裂特朗普的政治联盟"。
他还特别警告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这条承载全球大量石油天然气运输的咽喉要道一旦被封锁，美国国内油价将急剧攀升，经济后果不堪设想。万斯甚至搬出了政治逻辑：那些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很多人就是冲着"不再打新战争"这个承诺来的。
然而，万斯的反对并没能改变最终结果。他在2月26日的最后一次情报室会议上表态："你知道我认为这是个坏主意，但如果你决定要做，我会支持你。"这句话，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整个反战阵营的集体失语。
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站在光谱的另一端，坚定支持军事行动。他的逻辑简单粗暴："我们迟早要解决伊朗这个问题，不如现在就做。"
而参联会主席凯恩将军的角色则颇为微妙。他持续向总统汇报军事风险，尤其是弹药库存的严重消耗问题——多年支援乌克兰和以色列已经让美国的拦截导弹储备捉襟见肘。但他始终坚持"我的职责是提供选项和风险评估，而非告诉总统该怎么做"。这种不偏不倚的立场，在某些人看来，几乎等同于沉默的默许。
外交的最后一道门开战前，特朗普并非没有给外交留出空间。
库什纳和特朗普特使维特科夫在日内瓦与伊朗官员谈判时，甚至提出了一个极具诚意的方案：为伊朗核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免费提供核燃料，以换取伊朗放弃铀浓缩能力。
伊朗拒绝了，称此举"有辱尊严"。这一拒绝，某种程度上成了压垮外交路径的最后一根稻草。
库什纳事后告诉特朗普，谈判或许能达成某种协议，但那需要"数月时间"。他直言不讳："如果你问我们能不能看着你的眼睛告诉你问题已经解决，那还差得远。"
22分钟前的最后决定2月26日下午约5点，最终的情报室会议开始。会议持续约一个半小时，室内每个人的立场早已众所周知，这更像是一次仪式性的"最终确认"。
鲁比奥在会上说出了或许是整场讨论中最清醒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政权更迭或煽动起义，我们不应该行动。但如果目标是摧毁伊朗的导弹项目，那是一个我们能实现的目标。"
特朗普随即宣布："我认为我们需要这么做。"他的理由是：必须确保伊朗无法拥有核武器，也无法继续向以色列和整个地区发射导弹。
凯恩将军告诉他还有一些时间，最终期限是次日下午4点。
第二天，在空军一号上，距离那个期限还剩22分钟，特朗普发出了开战指令："'史诗怒火行动'已批准。不得中止。祝好运。"
一个决定，多重影响《纽约时报》这篇报道最深刻的价值，或许不在于披露了多少机密细节，而在于它揭示了一种结构性的决策困境：当一位总统的直觉与意志足够强烈，当他周围的顾问一个接一个地选择"支持总统的判断"而非"坚持自己的判断"，制度性的制衡机制会以何种方式悄然失效。
万斯的担忧是否会成真？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风险是否会引发全球能源危机？弹药库存的消耗将如何影响美国应对其他地区冲突的能力？这些问题，在开战指令发出的那一刻，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如文章所示，凯恩将军一再追问"然后呢？"——然而，特朗普似乎只听到了他想听的那部分答案。这或许是整个决策过程中最令人不安的细节，也是历史最终会如何评价这一决定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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