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奋》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害怕长大。面对成年世界的压力与风险，面对结婚生子等似乎注定要经历的“成人之事”，许多人开始在互联网上集体表达恐惧和抵抗：“不想长大”，“一直在假装大人”，“好想回到小时候”……
面对这种情况，学者基思·海沃德批评道，这种系统性的“幼稚化”不仅是个体的选择，更是一种被社会默许的文化转向。互联网导致这一代年轻人沉浸于网络生活带来的安全感，却回避成年相关的体验与责任。
相信很多读者和我一样，看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是感到冒犯。然而，这种“幼稚化”更重要的方面在于：许多成年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和“巨婴”没有区别，尤其是在互联网上。
人们习惯了用玩梗和情绪宣泄代替理性辩论，用“中二”的口号和幻想包装极端的意识形态，用受害者姿态压制不同的观点、强迫他人接纳自己的意见。当人们沉浸在信息茧房中、互相攻击对方为“小鬼”时，很少有人承担成年人应有的自我反思，公共讨论由此让位于哭喊与霸凌交织的闹剧。
比起不想长大，“幼稚化”更危险的地方在于，我们丧失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也让公共讨论沦为小学生式的互相告状。这才是我们每个人真正需要成长的地方。
下文摘自《幼稚化》
基思·海沃德 著
👶
01
“我希望被当成孩子对待”
我记得当时对那个学生的话有些困惑。一个20多岁的大学生为什么会想被当作孩子看待和对待呢？为什么要拒绝成年带来的那些显而易见的好处呢？
这些问题表明，当下这一代大学生有一些截然不同的特征。他们是1995年互联网商业化之后出生的第一代人，他们的整个生活因此都处于一个数字连接、社交媒体和移动/智能手机普及的时代。这些“数字原住民”通常被称为Z世代，也被称为i世代，其中i代表互联网，更重要的是代表苹果手机。
就幼稚化现象而言，最重要的是提出“i世代”这一术语的心理学家简·腾格对1100万份生活方式调查问卷结果的分析，这些问卷的调查对象是1976-2016年间的美国青少年。
尽管腾格在书中大量论述了“将童年期延续至青春期”这一现象，但她却选择不用“幼稚化”这个词，而是选择了更为温和的说法：“不着急：慢慢成长。”
抛开语义不谈，腾格还进一步证明，年轻人向成年过渡的方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与前辈们相比，i世代青少年发生性行为、饮酒、考取驾照甚至约会的可能性要低得多。而直到不久前，所有这些事情还都被视为区分儿童与成年人的标志。
阅读腾格的书时，几乎会让人觉得i世代是有意识地决定不踏入成年，结果就是从童年到青春期再到成年期的这一成长路径变得缓慢，或者用腾格的话来说就是：“青春期现在成了童年的延续，而非成年期的开端。”
《亢奋》
虽然数据充分表明，现在的年轻人在回避成人活动，也在逃避成年早期阶段应该承担的许多责任（工作、管理个人财务、自己开车等），但腾格似乎不愿因此归咎于i世代。相反，她对他们十分宽容。
起初她指出成长放缓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导致的结果：一个因素是小家庭的增多（腾格称这让父母有更多时间去“呵护”每个孩子，并延长其“培养”期），另一个因素则被她略显含糊地描述为“朝向个人主义的文化转向”。直到很久以后，她才更全面地指出青少年甚至是大学生不仅行为越来越像孩子，还要求被当作孩子对待的真正原因。
按照腾格的说法，年轻人采用这种新型“慢生活策略”，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网络生活所带来的安全感和掌控感：“i世代参与网络世界的最显著成果或许是他们人身安全的提升……他们更不愿意冒险，他们对安全的定义已经扩展到既包括身体安全，也包括情感安全。”换句话说，青少年对网络互动的依赖程度越高，就离他们所认为的那个难以掌控的现实世界越远。
i世代似乎乐于回避与成年相关的美好体验，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悲剧，尤其是在当下，因为几乎从任何角度衡量，现在的年轻人所面临的人身威胁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少。但遗憾的是，这正是英美社会造就的现实。
对广泛成人世界的无端恐惧孕育了这样一代年轻人：他们满足于在网络上进行大部分社交互动，事实上他们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在网络上进行的。毫无疑问，网络世界中那个更加安全、更加精心修饰的社交领域自有其吸引力，但它同时也会让人付出巨大的代价。
如果不能与有意义的面对面交流和体验实现妥善平衡，数字连接就可能像古老的黏稠树脂将昆虫困在琥珀中一样，只不过这一次，被封存并埋葬在成年前期固定状态中的将会是年轻人。
02
幼稚想法，在网上无限放大
社交媒体和其他形式的数字互动鼓励幻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将幻想正常化，这种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大小孩”的崛起。
幻想长期以来一直是消费文化的组成部分。但近来，随着数字文化更加深入地渗透到年轻人的生活中，这种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数字广告、社交生活的“名人化”以及网络同伴压力与认可机制等因素的有害结合，使得幻想几乎成为一种强制行为。
社交媒体对社会的渗透越深，个人在公共领域表达自身情感和情绪的现象就越普遍。研究表明，无论是在脸书、推特/X平台，还是在其他提供评论区和即时反馈机会的网站上，如果想激发互动，大肆渲染情绪、使用夸张的言辞和抒发道德愤慨往往收效显著。
这种情绪化的交流形式堪称网络时代的孩童式寻求关注行为，它使得公共领域的情绪宣泄变得正常化，不仅引发了意义危机，更让理性本身也陷入了危机。
互联网这一庞大的个人自我表达媒介还催生了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幻想，那就是与社交媒体抗议以及其他所谓的网络点击行动主义相关的幼稚幻想。尽管许多人乐于在网上表明政治立场，但却并没有带来广泛的公民参与，更谈不上转化为有意义的线下活动。政治沦为一种跟风更换个人头像的行为。
因此，“电子政治”现在不过是一台幻想机器，为那些渴望体验社群归属感的原子化个体服务，无论这种归属感多么虚假或虚幻。
《亢奋》
正是在这种人为构建的“社群”中，社交媒体幻想达到了顶峰。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被爱，都希望与某种有意义或重要的事物产生联系。社交媒体平台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们充斥着各种数字机制，让我们有可能从几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那里获得支持和认可。
网络世界随时可用，它以印证用户既有信念和态度的方式包容其选择，这种体验是其他人无法提供的。在此过程中，它默许了终端自我的幼稚冲动、全能幻想和权利感的正常化。这种支持幻想的态势使得各种幼稚化倾向变得司空见惯。
例如，现在人们在为欠考虑的过度分享个人想法和幻想的行为进行心理层面的合理辩解时，采取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使用“我的事实”这一流行说法。
作为后现代道德相对主义的副产品，“我的事实”这一表述现在在互联网上被广泛应用于为有争议的个人立场或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更重要的是，它还被用来压制任何潜在的批评或反驳。但这类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幻想，是通过构建真实自我的保护盾牌来保护自身论点和信念的一种方式。
表面上看，这似乎并不怎么幼稚，但认为一个人可以虚构出一个必须被绝对相信、从而完全免受批评的自我版本，这显然是对现实的自恋式否认。
在互联网的其他角落，通过基于网络的社交互动，其他一些更具危害性的幼稚化假想行为也在受到鼓励，加速发展和正常化。
在恐怖主义研究和激进化研究领域，学者们已经记录了匿名数字论坛如何利用浪漫化的亚文化意象和“想象的虚幻观念”来招募支持者，煽动仇恨以及助长极端主义。尽管这些网站的目的极为严肃——引发恐怖主义和其他极端暴力行为——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这些参与式网站也采用了一种更轻松、更幼稚化的策略。
来看看英国“圣战分子”伊夫特哈尔·贾曼的故事。贾曼是活跃在网上的“伊斯兰国”招募者。2013年5月，他从朴次茅斯的家中前往叙利亚为“伊斯兰国”而战。离开英国前，贾曼在直播中表达了对本·拉登的崇拜（“我觉得他看起来有点酷”），还给出了如何佩戴头巾和画眼线的建议，或者说，如何打扮成一名前现代的穆斯林战士……在叙利亚，他试图将这一幻想付诸实践，经常发布有关他在当时初建的‘哈里发国’的新生活的推文和照片。
暂且不论“伊斯兰国”令人发指的暴行和极其落后的政治主张，贾曼的“变装”视频及其帖子下众多称赞其“很酷”的评论，都明显散发着浓郁的幼稚气息。
年轻男性幻想成为著名的战士或备受尊崇的战争英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今天，这样的梦想连同网络黑暗角落滋生的其他各种更具危害性的谋杀、强奸和虐待幻想，在互联网上随处可见。
无论是以通过传播变态、荒诞想法来煽动暴力和性偏离行为的无数亚文化网络论坛为基准，还是以虚构或自我吹嘘的网络人设的塑造，将英雄主义的幼稚幻想延续到成年期，抑或是以社会中荒诞的阴谋论思想的迅速蔓延为参照，都不难看出，个人日益沉浸于物理上隔绝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网络生活世界的行为，已经深刻影响了一大批人当前对社会及其自身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看法。
03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安德鲁·卡尔库特的《发展停滞：流行文化与成年的消解》一书的一大亮点，在于他对幼稚化和受害者化之间联系的分析。卡尔库特认为，对受害者身份的“抬高”和“颂扬”是削弱成人成熟这一概念的主要力量之一：受害者与儿童是当今社会两种重要的文化人格。“无力感”这一共同特质将二者联系在一起。
容易遭受侵害的毫无防备的受害者和儿童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形象，因为他们代表着一种超越成人世界的生活——在成人世界里，相互竞争、自私自利的成年人为权力展开声名狼藉的争斗。
在卡尔库特的《发展停滞》出版以来的20年间，受害者心态与幼稚化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密。通过赋予脆弱感一层流行文化的光鲜外衣，社会成功将受害者心态转变为一种被视为有利的东西，一种现在许多人似乎都渴望拥有的资源。
近年来，受害者身份所带来的道德和经济层面的益处都已大幅增加。对许多名人来说，公开自己的创伤是维持个人“品牌”的一种方式，也是在竞争激烈的媒体市场中保持关注度的一种手段。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受害者化更多地被当作一种文化资本，一种用以博取同情和曝光度的资源，或是一种转移批评的狡诈手段。例如，许多记者和政客在发表了一些似是而非或不准确的言论之后，哪怕遭遇温和的批评，他们也会宣称自己是“遭到辱骂”的受害者，并声称所遭受的网络批评构成了一种“迫害”。
这种做法有时候会被称为“哭喊式霸凌”，它不仅完美体现了当代受害者文化不正常且日益循环的特征，还反映了其幼稚化的状态。通过先扮演霸凌者、再扮演受害者，“哭喊式霸凌者”降低了公共讨论的质量，使其变成某种类似小学生课间游戏的活动，充斥着打小报告的人、霸凌者和操场监督员。
《金妮与乔治娅》
以受害者为基础的政治叙事也是高度情绪化的政治生态系统的常见特征。例如所谓的“非自愿独身”（incel）运动。这是一种边缘化的网络男性亚文化，充斥着厌女症、受害者心态和宿命论，偶尔还会孕育出一些问题严重的危险分子，他们试图通过实施极端暴力行为摆脱性方面的痛苦。
西蒙·科蒂曾指出，尽管非自愿独身者的形式和类型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或许是唯一一点——将他们团结在一起，那就是共同的受害感：非自愿独身者亚文化是一群落难者和失败者的“兄弟会”。
他们将自己描绘成遭受三重不公的倒霉受害者：第一重不公来自基因，他们哀叹自己不够高、不够帅、身材不够好等；第二重不公来自女性，他们指责女性拒绝他们；第三重不公来自整个社会，社会对他们表现得轻蔑、冷漠。这些不公被非自愿独身者用极端措辞描述为自我的严重伤害和创伤。
许多非自愿独身者群体的代言人是埃利奥特·罗杰。2014年，这位22岁的大学辍学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市的一场疯狂杀戮中杀害6人，另外导致14人受伤。在多年的非自愿独身过程中，罗杰将自己视为遭受不公的受害者，而非实际上那个满心耻辱的凶残的失败者。
在开始袭击前，他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视频凸显了非自愿独身者和其他重要的另类右翼“男性圈子”亚文化群体的幼稚化世界观：根深蒂固的受害者心态，情感上不成熟的无休止复仇欲望，以及幼稚的特权意识与期待，认为世界必须围绕他们及其往往带有可怜的青春期特征的性需求运转。
随着社会赋予受害者身份越来越高的声望，自我宣称遭受压迫的情绪化表达已经成为公共话语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无论是在政治集会上冲着反对者大喊大叫，还是在推特/X上因为失言而靠哭诉博取同情摆脱困境，受害者身份都能给个人带来许多好处。
简而言之，标榜受害者身份或表达自我压迫已经成为一种操控策略，既可以用来谋取个人利益，也可以当作一种强有力的象征性资源，运用于21世纪文化战争的前沿阵地。
《历劫俏佳人》
通过推崇一种新型能动型受害者形象，英美文化削弱了将年轻人视为能塑造历史的坚定有力的主体这一观念，转而用一种被动反应的幼稚化脆弱文化取而代之。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个问题。
首先，最明显的一点是，如果我们现在确实是“全员受害者”，那么就更难以识别真正的虐待受害者并通过现有的受害者援助形式减轻他们的痛苦。
其次，当公民表现出受害者姿态和孩童般的状态时，就更容易“根据其所谓的不成熟来重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就像宗教领袖更喜欢顺从、不质疑的追随者一样，拥有大量将主要能动意识用于幼稚的自恋式受害者叙事的人，对国家和企业而言都大有益处。
顺阳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